“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在课堂上
我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是在1938年的米迦勒节学期，那是我到剑桥的第一个学期。在一次伦理学学会的聚会上，晚间的论文宣读以后开始了讨论，有一个人开始结结巴巴地发表评论。他极其困难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费解的。
我悄声问我的邻座：“那是谁？”他回答说：“维特根斯坦。”我感到惊讶，因为从道理上讲，我料想《逻辑哲学论》的著名作者是一位年纪较大的人，而这个人看来很年轻——也许约35岁(他的实际年纪是49岁)。
▲《逻辑哲学论》
他的面孔瘦削并呈棕色，侧面像鹰鹫而且很漂亮，头上覆盖着卷曲浓密的棕发。我觉察到房子里的每个人对他都很敬重。在这个不顺利的开头以后，他有一会儿不说话，但显然他的思想在紧张地活动。他的样子很专注，他用双手做出明确的手势，好像是在演讲。别的人都保持着专心和期待的沉默。后来我多次地见到过这种情形，而且认为它是完全自然的。
▲ 1930年的维特根斯坦 (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
1939年大斋节学期，我听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的哲学基础的讲课。在1939年的复活节学期和米迦勒节学期，他接着讲这个题目。大约十年以后我重新研究了我的笔记，在此以前我觉得这些讲课我几乎一点也没有搞懂。尽管如此，我也和别人一样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在做着重要的事情。人们知道他在竭尽全力地研究一些极为艰深的问题，而且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完全是独创性的。
他的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试着按照笔记讲课，但是结果很不满意：那样说出来的思想是“呆板”的，或者如他对另一位朋友所说，当他开始念笔记的时候，词语就像是一些“僵尸”。
在他习惯采用的方法中，他对讲课所作的唯一准备，如他对我说的，就是在课前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回想前一课中探索的进程。对此他在讲课开始时简要地概述一下，然后他从这里出发，努力用新鲜思想来推进研究。他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即席的课堂讲授，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对讨论中的所有问题都做了而且一直在做大量的思考和写作。这毫无疑问是真的；尽管如此，在这些课堂上进行的仍然大多是新的研究。
▲ 维特根斯坦帮他姐姐设计的房子及细节
无论是讲课还是私人交谈，维特根斯坦在说话中总是用特殊的语调来加强语势。他说着出色的英语，以一位有教养的英国人的声调说话，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德语化的结构。他的声音洪亮，音调比一般男声略为高一些，但并不刺耳。他说话不太流利，但是很有力量。凡是听他讲过话的都感到这是一位特殊的人。他讲话时，面孔非常活跃而富于表情。他的眼睛深沉，常常显得使人生畏。他的整个人格威武有力，甚至显得庄严。
相反地，他的衣着极为俭朴。他总是穿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穿一件开领的法兰绒运动衫，一件紧身毛夹克或一件皮夹克。雨天出门时，戴一顶粗呢便帽，穿一件浅棕色的雨衣。他几乎总是拄一根轻便的手杖散步。不能想象维特根斯坦会穿一身礼服，系领带或者戴礼帽。他的衣服，除了雨衣以外，总是十分清洁，皮鞋擦得发亮。他身高大约五英尺六英寸，身材瘦长。
▲ 维特根斯坦与Francis Skinner走在剑桥的街上 (1933年)
他每周上两次课，每次课二小时，从下午5时到7时。他要求准时，如果有人迟到两分钟他就会生气。在他担任教授以前，上课主要在他各个朋友所住的校舍里进行，以后就在他自己的三一学院惠威尔院的住所里进行。听课的人自带椅子或者坐在地板上。有时非常拥挤。特别突出的是1946年米迦勒节学期开始的讲课，大约来了30个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
维特根斯坦在惠威尔院的住所，陈设非常简朴。房里没有安乐椅和台灯，没有摆饰也没有图画或者照片，墙壁上空荡荡的。起居室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普通的木椅，卧室里有一张帆布床。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放在起居室的中间。一个窗台上有一些花，房间里也有一两盆花。有一个放置手稿的铁保险柜，一张他在上面写字的牌桌。几个房间总是一尘不染地整洁。
▲ 维特根斯坦在惠威尔院的住所，从书房向窗外看
班上的听众带来的椅子是三一学院的，不讲课的时候放在楼梯平台上。如果有人来迟了一点，就要引起明显的调整，因为必须移动已经摆好的椅子腾出地方来。
讲课开始以后，人们必须要有点勇气才敢进去，有的人宁可走开而不愿面对着维特根斯坦生气的眼光。
维特根斯坦坐在房间当中的一把普通木椅上。他在这里进行着紧张的思考。他常常觉得自己搞糊涂了，而且把这点说出来。他经常这样说：“我是一个傻瓜！”“你们的老师糟透了！”“今天我确实太笨了！”有时候他怀疑他是否能够把这节课讲下去，但他极少是在七点钟以前下课的。
把这些聚会称为“讲课”是不大准确的，虽然维特根斯坦是这样称呼它们。因为第一，他在这些聚会上进行着创造性的研究。他思考某些问题的方式，就像他是独自一人那样。第二，这些聚会主要是交谈。维特根斯坦一般是向在场的人们提出问题，并且对他们的回答发表意见。聚会上经常是在对话。
当然，有时候他正在力图说出他自己的一个思想时，他会用一种断然的手势来禁止任何提问或议论。聚会上经常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沉默，这时只有维特根斯坦偶尔的嘟喃声和其他人的屏息无声的注视。在这种沉默中，维特根斯坦极其紧张和活跃：他凝神专注，神采焕发，手势醒目，表情坚定。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极其严肃、贯注和有力量的精神活动的表现。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特点支配着这些聚会。我怀疑班上会有任何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受到他的影响。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不去模仿他的独特风格、手势、声调和感情表现。这种模仿同它们的原型相比很容易流于滑稽可笑。
在课堂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使人害怕的人。他很急躁，容易生气。如果有人对他正在说的觉得有异议，他就激烈地坚持要把这种异议表述出来。有一次，当维特根斯坦的老朋友约里克·史密塞斯未能把他的异议用语言表达出来时，维特根斯坦很粗暴地对他说，“我不如对着这只火炉说话！”由于害怕维特根斯坦，就促使我们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效果，因为这些问题极为艰深，而维特根斯坦考察这些问题的方法又非常难懂。我总是感到为了跟上他所必需的精神上的紧张，两小时的课超出了我能够很好应付的能力。
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严肃性是同他对真理的热爱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断地钻研最深奥的哲学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到另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不会浅尝辄止，他一定要达到完全的理解。课堂上每个人都体会到，他把他的意志力同他的智力都绷紧到最大程度。这是他纯粹的和坚忍不拔的诚实的一个方面。而使他作为一个导师以及在个人关系中都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甚至害怕的人，主要地是由于他既不姑息自己也不姑息别人的毫不留情的刚直态度。
▲ 1891年的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总是被他的讲课弄得筋疲力尽。他也被这些讲课弄得很厌烦。他对他讲过的东西和对他自己都感到讨厌。他常常在讲课结束后立即离开，跑到电影院去。
当班上的人开始把椅子搬出房间时，他会恳求地望着一位朋友低声说，“你能去看一场电影吗？”在去电影院的路上，维特根斯坦就买一只圆面包或者一块冷猪肉馅饼，一边咀嚼着一边看电影。他总是坚持坐到最前面一排，这样银幕就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他的精神就能离开那些讲课的思想和他激动的情绪。有一次他小声对我说：“这真像一场淋浴！”
他看电影也不是放松的或者超然的。他在座位上紧张地朝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幕。他几乎从不对影片的情节发表什么评论，也不喜欢他的同伴这样做。不管影片多么庸俗和做作，他都希望完全被吸引到影片上去，使他的精神能从折磨他和耗尽他的精力的哲学思想中得到暂时的解脱。
他喜欢美国影片而对英国影片不感兴趣。他倾向于认为不会有一部像样的英国影片。这与他很厌恶英国的文化和一般的思想习惯有关。他喜爱电影明星卡尔曼·米兰达和蓓蒂·赫顿。在他要到美国来看我以前，他曾诙谐地要求我引他去见赫顿小姐。
▲ 1936年7月，维特根斯坦在法国度假时
有些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只给他的朋友和他喜欢的人讲课。事实上他会允许任何人来听他的课。当然，他要求他们每次都来，而且要听相当的一段时间。他不允许任何人只来一两次。对于提出这种要求的人，他的回答是：“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
我知道有两次他同意某个人只来一个学期，但他给出这个许诺相当勉强。这是有道理的，它使这些讲课不让那些好奇者混进来。的确，一个人必须参加很长一段时间(依我说至少要三个学期)才能开始达到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住他在做的工作。
▲ 维特根斯坦的日程本
维特根斯坦对于什么样的人在课堂上这一点很关心。他喜欢“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课堂上有一些“朋友的面孔”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他常常说他喜欢某一个“面孔”，并且希望那个面孔在这儿，即使这个人一句话不说也好。
第二次大战期间，当他每星期六讲课时，一位美国黑人士兵是这个班上的一员。维特根斯坦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人有一张多么友好善良的面孔，而当他不来了时他是多么遗憾。通常在来听他秋季第一次讲课的人当中，有一多半在听了五六次课以后就不来了，因为他们发觉材料不可理解，或者没有兴趣。相反地，留下来的十到十五人却特别热心地来听讲。
▲ 1908年，维特根斯坦与William Eccles举着他做的风筝
我曾多次看到一种有趣的情景，就是当维特根斯坦在讲课中为了阐述一种观点而编造出一个例子，他会因想到其荒唐而自己发笑。但是如果课堂上任何人笑出声来，他的表情就变为严肃，并且责备地喊道，“不要笑，我是严肃的！”虚构的事件和情况是这样奇特并远远超出自然的可能性，因此他自己也禁不住好笑；而例子的目的当然是严肃的。维特根斯坦不能容忍课堂上出现滑稽的腔调，这种腔调是那些没有严肃目的的机灵人之间讨论哲学问题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有一次说，一部严肃的好的哲学著作，可以写得完全由笑料(不流于油滑)组成。另一次他说，一篇哲学论文可以仅仅包含问题(没有答案)。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广泛地采用了这两种方式。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一条狗不能假装痛苦呢？是它过于诚实吗？”(《哲学研究》§250)
▲ 1947年维特根斯坦在Swansea
维特根斯坦用个别地邀请班上的人吃茶点的办法来熟悉他们。1939年我受到过一次这样的邀请。这里没有琐碎的谈话。交谈是严肃的，夹杂着长时间的沉默。
我回想得起来的唯一题目是谈论我的前途。维特根斯坦想劝我放弃成为一位哲学教师的打算。他想知道我能否改为从事体力性的职业，比如到一个牧场或农场工作。一般地说他厌恶学院生活，特别是厌恶一个职业哲学家的生活。他相信，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既是一个大学教师，而同时还是一个诚实严肃的人。有一次他谈到史密塞斯时说，“他决不会获得讲师职位的，他太严肃了。”
维特根斯坦受不了学院同事的社交生活。尽管他是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却不去礼堂参加教授会餐。他对我说，他试过那样做(流传着与此有关的一则轶事，说因为在宴席上没有打领带，他受到了副院长的责备)，但是谈话的装模做样使他很反感。他确实憎恶一切形式的矫揉造作和虚伪。
▲ 1922年的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
有几次维特根斯坦重又劝我不要把哲学当作职业。对其他学生他通常也这样做。
尽管这样规劝，事实上他却帮助我，使我在接着的六个月时间里能够继续留在剑桥学习哲学。这件事的经过大致如下：我从一个哈佛大学研究员基金会得到的经费已经维持两年，这项经费已不可能再次得到。1939年夏季，我的钱用完了，我面临着必须回美国去的处境。但是我渴望再留一段时间。我被在剑桥流行的种种思想所激动，而且我觉得正开始稍微理解了一些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我希望大大地增进这种理解。
▲ 《数学基础研究》
有一次我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时，提到了我不愿马上返回美国。他询问了全部情况，然后说，他看出我被剑桥的哲学“迷住”了，而且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是很可惜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留下来而且更多地懂得了剑桥的哲学，那么我就会不再被它迷住——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他能给我提供往后六个月生活所需的钱。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每月给(不是借给)我一笔现金，从1939年8月起，直到1940年1月我必须返回到美国为止。在此期间他给我的钱总数约80镑，他没有想到偿还。
▲ 本文作者1939年在剑桥三一学院拍摄的维特根斯坦
1939年维特根斯坦常到我的宿舍里来，经常要我陪他一起散步。通常是沿着河在仲夏公地上或朝远一点的地方走。他常带一些面包或糖喂公地上的马。同维特根斯坦一起散步是非常紧张的。不管他谈到什么，他都极为严肃专注地对它动一番脑筋，而对我来说，要跟上他的思想就相当费劲，他会突然快走一阵，有时当他要强调某些意见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用刺人的凝视盯着我的眼睛。然后他会很快地走几步，慢下来，又加快速度或者停下来，如此等等。
而这种时紧时松的漫步却同最精确的谈话结合在一起！无论什么题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都是新颖和深刻的，这就对他的同伴有很高的要求。他的议论从来不是老生常谈。
在情绪很好时，他会以轻松的态度说说笑话。笑话的形式是用故作严肃的声调和神情发表一通有意编造的荒谬或夸张的议论。有一次散步时，他将我们走过的每一棵树“赠给”我，条件是我不能砍掉它，也不能对它采取任何行动或者不让以前的所有者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些条件下，那么树就是我的了。
还有一次傍晚我们走过耶稣草地时，他指着仙女星座说，它是一个“W”，而且意思是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我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倒写着的“M”，它指的是Malcolm(马尔康姆)。他认真地向我担保我是错误的。
▲ 1950年夏，维特根斯坦在剑桥
这些心情愉快的时刻是比较少有的。最通常的情形是思想忧郁。我觉得，由于不可能在哲学中达到领悟他总是闷闷不乐。但是使他更为苦恼的，也许是那些每天在世界上表演着的，而且是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形式表演着的愚昧和残忍。
日常事情中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使他愉快，很多都使他产生近乎悲伤的情绪。我们一起散步时，他常常会停下来叹道，“啊，我的上帝！”他几乎是怜悯地望着我，好像在恳求神来调解人间的事情。
【本文选自《回忆维特根斯坦》】
《回忆维特根斯坦》
诺尔曼·马尔康姆 著
李步楼、贺绍甲 译
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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